5月30日，距離北京2018年義務教育入學信息采集系統關閉不足48小時，梁軍手機不離身。每隔一段時間，他便會拿起手機，點入系統頁面，查看“五證”審核的最新結果。好消息并沒有如期而至。

　　梁軍是一名非京籍學生家長，今年4月底，6歲的女兒經過面試被昌平區一所國際學校錄取。與往年不同，今年學校要求所有學生，不論未來是否參加國內高考，都需在北京辦理學籍。

　　國內學籍是中高考的“通行證”，而“五證”審核則是非京籍家庭獲得北京學籍的基本條件。梁軍的居住證一直沒能過審，一家人被卡在了升學路上的最后一關。

　　所謂“五證”并非指五個證件，而是五套證件證明資料，分別是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北京市居住證、戶籍所在地無監護條件證明。由“五證”又衍生出許多“證中證”，并且具體的審核標準每年由各區教委制定。

　　2月底，教育部在2018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通知中羅列了十項“嚴禁”，其中一項禁令便與學籍相關：嚴禁出現人籍分離、空掛學籍、學籍造假等現象，不得為違規跨區域招收的學生和違規轉學學生辦理學籍轉接。

　　各地教委緊隨其后出臺新規，嚴格學籍管理。4月25日，北京市教委公布2018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通知，明確提出“各區要加大民辦學校學籍監管力度，不得招收不符合條件的學生在校就讀”。隨著普通民辦校學籍監管加強，國際校也被進一步納入到學籍管理體系之中。

另類“上學難”

　　5月7日北京義務教育入學平臺開放后，梁軍便在網上填寫信息，并到街道辦提交證件證明，但因為居住證地址在2月變更，不符合通州區審核新規，居住證一欄遲遲無法通過審核。盡管女兒已被學校錄取，卻依然難以入學。

　　北京市各區教委依據小學和初中入學服務系統確認的入學結果建立新生學籍。非京籍家庭只有“五證”審核成功后，才能夠進行信息采集。未參加學齡人口信息采集的兒童，不能建立學籍，也無法正常入學。

　　4月25日，北京市教委發布2018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通知，對民辦校招生管理要求加強，要求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同步招生，納入地區教委統一管理，并明確提出“各區要加大民辦學校學籍監管力度，不得招收不符合條件的學生在校就讀”。

　　學籍作為學生的學習檔案，記錄學生的入學、升學與轉學信息。學籍號是學籍信息的核心要素，以學生居民身份證號為基礎，從幼兒園入園或小學入學初次采集學籍信息后開始使用，終身不變。

　　2014年開始，全國中小學生學籍信息管理系統聯網試運行。教育部要求各地進一步加強學籍管理，不論公辦或民辦學校，學校里不能存在沒有學籍的學生，并且無學籍則不能參與中高考。

　　但不同地區的實際監管力度存在差異。梁軍告訴記者，過往，國際學校對學生是否有北京學籍并沒有嚴格限定，不論有無學籍，都不會影響錄取，以出國為目標的國際學校學生也可以選擇放棄國內學籍。“但今年學籍管理一下子嚴格起來，要求孩子必須有學籍，沒有學籍的不能收。”

　　而北京的普通民辦校中，“人籍分離”的借讀形式曾是一種常態。“在郊區一帶的民辦學校里，學生在北京的學校上學，但在戶籍所在地掛著學籍，這是很普遍的現象。一些外地的家長通過這種方式，既讓孩子留在北京上學，也能夠避開辦理五證，畢竟辦五證還是很麻煩的。”北京石景山一位民辦校校長告訴記者。

　　今年以來，北京市教委對中小學的學籍監管加強，灰色地帶的學籍運作空間大幅縮小，不論在公辦或民辦學校，對無學籍或人籍分離的監管力度加大。

　　這也為學籍代辦中介提供了發展的契機。記者聯系到一家學籍代辦中介，對方表示：“2016年底開始，北京教委對學籍管的越來越嚴。今年要求國際學校學生必須辦學籍，有很多家長臨時委托我們辦理。原則上來講，辦不了北京學籍的需要回戶籍所在地建學籍，而且在哪里建學籍就需要在哪里讀書。當然，在戶籍地有關系的另論。”

統一學籍管理

　　“就近入學”成為義務教育階段的升學準則，統一學籍管理也因此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地對學籍監管的力度不斷加強。

　　2014年以前，中國的學籍制度實行“省級統籌、地方主管”的紙質學籍檔案。各省自行制定學籍制度，并進行紙質學籍管理，不同省份的紙質學籍統計各不相同、統計的內容和標準千差萬別。

　　2013年，教育部首次出臺全國性的中小學生學籍管理辦法，教育部有關司局負責人在對新的學籍制度進行解釋時表示：“城鎮化進程加快，流動人口不斷增加，特別是跨省份、跨地區轉學、升學，使得學籍管理工作面臨新的形勢和新的要求。建立全國統一的學籍管理制度就顯得必要和緊迫。”

　　2014年開始，教育部在全國推進統一的電子學籍管理系統。電子學籍管理系統的建立，使得在宏觀層面追蹤每一個學生信息動態成為可能，確保每一位孩子不會因為轉學、升學而致使輟學的現象產生也成為了電子學籍管理系統的主要目標。

　　但學籍的實際功能早已超出檔案記錄之外。“學籍不僅僅是用來記錄升學的，教育部門還需要通過學籍來進行學生管理。”前述學籍代辦中介告訴記者。

　　2016年6月，教育部下發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小學生學籍管理相關問題處理的通知》，對學籍功能進行明確，“學籍的主要功能是記錄。學籍是學生入學的結果，不是前提條件。轉接學籍或新建學籍是招生入學的后置程序，不應將學生之前有無學籍或學籍是否已轉至接收地作為確定入學資格的必要條件”。

　　盡管如此，在地方層面，學籍已經成為規范招生入學秩序的一個重要工具。河北省教育廳在今年3月發布的通知中明確，初中所有學校不得接收無學籍學生，不得隨意轉出或接收學生，嚴禁掛空籍和無籍就讀。另外，通知表示，公辦省級示范性高中部分公助生招生指標將分配到校，而規范學籍管理是基礎。

　　在力主就近入學的教育公平政策環境下，北京市教委近兩年對擇校行為嚴厲打擊，并通過嚴格學籍審批的管理方式，對民辦學校招生權進行限制。

　　梁軍最初計劃給女兒報名北京朝陽區的一所私立名校，但在咨詢對方學校后得知，根據朝陽區教委的規定，只有在朝陽有房產或者長期租房，才能通過學籍審核。“我們本來想能不能不要學籍，但學校明確要求有朝陽區學籍，否則不能入學。”

　　記者向位于北京朝陽區的北京愛迪國際學校進行電話咨詢，一位招生辦老師表示，非京籍報讀學校，需要符合朝陽區的“五證”要求，包括在朝陽區的居住證明與社保證明等，五證過審后領取朝陽區的就讀證明，最后學校依據就讀證明建立學籍。“政策每年都不一樣，今年對學籍管的嚴。不僅是非京籍，很多京籍的家長也因為不滿足跨區入學的要求而無法入讀。”

學籍戶籍難脫鉤

　　在地方層面，電子學籍與戶籍難以脫鉤，基于戶籍身份的學籍門檻給流動兒童帶來了新的上學難題。“學籍制度本來是為了打破戶籍限制，基于學籍保障流動兒童的教育權利，但最后還是和戶籍或者居住證連在了一起。”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

　　因為居住證不合規無法辦理北京學籍，梁軍如今面臨兩種選擇：一種是放棄進入已被錄取的私立校，送孩子回老家讀書。另一種則是與學校協商，回老家托關系建立學籍，先進入學校讀書，等待資格審核通過后再將學籍轉入。他傾向于后者，但也感到忐忑不安。“畢竟在老家掛學籍也屬于違規，而且很難保證北京教委會不會經常去查學籍。”

　　根據2014年北京市教委發布的《北京中小學生學籍管理辦法》，中小學生學籍實行分級負責、市級統籌、區縣管理、學校實施的管理體制。學籍總量依據當年中小學校招生計劃確定，學籍建立及變動情況由區縣教育行政部門審核，報市教育行政部門備案。

　　這意味著北京義務教育階段招生入學與學籍變動實行“以區縣為主”的行政審批制，而基于戶籍的“五證”審核也成為適齡流動兒童獲取北京學籍的中間機制。“五證”成為決定適齡流動兒童能否獲得北京學籍的標準。

　　“如果學籍條件卡的緊，就會造成學籍遷移不順暢，許多流動兒童或者沒有學籍，或者不在學籍所在地就讀。這其實就回到了當年的戶籍制度，每個人登記戶籍后不能流動，遷移需要符合條件、辦理各類證明。最后人口流動，但戶籍沒有改變。”北京三知困難兒童救助服務中心總干事魏佳羽說。

　　2014年，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下發《關于做好無學籍流動學生管理工作的通知》，表示“各地按照《中小學生學籍管理辦法》普遍為符合條件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建立了學籍。但仍有少量流動適齡兒童、少年，因不符合輸入地規定的就讀條件，沒有取得學籍”。

　　據北京三知困難兒童救助服務中心的調查，至2018年3月，北京還有107所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在校學生總數約5萬人。魏佳羽告訴記者：“這一百多所學校當中，有資質給學生建立學籍的學校占一半左右。但一百多所學校的學生基本都沒有北京學籍。”

　　北京大興區一所打工子弟學校校長張楓林告訴記者，目前全校共有200余名學生，但沒有一人擁有北京學籍。“因為現在北京的學籍很不好辦。家長基本沒法滿足五證的要求，最難的是居住證明。以前五證審核其實并沒有這么嚴，從2014年開始五證越來越難辦。”

　　由于沒有學籍無法參加中高考，一些學生家長選擇暫時在戶籍所在地空掛學籍。

　　但是，張楓林說：“家長需要在老家建學籍也需要親戚朋友里有關系，而且現在各個地方也在嚴查空掛學籍。這幾年有很多學生因為學籍問題回老家讀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