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東渡黃河出師抗日紀念碑

　　□ 馮雙民

　　在中國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歷史畫卷中，八路軍東渡抗日這一壯舉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閃耀著不朽的光輝。1937年，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八路軍選擇從韓城芝川東渡黃河，開啟了波瀾壯闊的抗日征程。這一重大決策的背后，隱藏著無數驚心動魄的故事和深刻的歷史原因。

　　紅軍東渡改編過程充滿了激烈的博弈。國共兩黨在紅軍改編問題上展開了艱難談判。我黨最初要求編4個軍，共20個師，編成一路(集團)軍。這一規劃充分展現了我黨對紅軍力量的合理布局以及對抗戰勝利的堅定決心。然而，國民黨卻心懷叵測，企圖通過“溶共”達到“滅共”的目的。他們在紅軍改編后的人數、領導權等諸多方面提出了極為苛刻的要求。

　　在四個不同的地點，歷經六次艱難的談判，雙方僅僅取得了三個相去甚遠的改編方案。為了民族大義，黨中央一次次作出讓步，改編人數從最初的規劃逐漸讓步至6-7萬，主力構架編為4個師、16個團，另加2個工兵師。然而，蔣介石卻反復無常，不斷變卦，使得談判一度陷入僵局。直至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拉開序幕，在民族危機的巨大壓力下，蔣介石才基本默認了我方的條件。1937年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布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115師、120師、129師，兵力為6旅、12團，共計4萬多人。

　　這一漫長而艱難的談判過程，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為了團結抗戰不惜作出巨大犧牲的高風亮節。同時，也赤裸裸地暴露了國民黨當局的狹隘與自私。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他們仍然念念不忘打壓共產黨，妄圖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

　　歷史的抉擇使得八路軍東渡黃河抗日必須從韓城出發。在八路軍東渡路線的問題上，國民黨曾給出三條路線，但黨中央經過深思熟慮，認為這些路線均不符合八路軍當時的自身狀況以及全面抗戰的形勢要求。蔣介石命令紅軍開綏東出察北，然而這條路線面臨著補給困難的問題，并且極易受到日軍的夾擊。國民黨南京軍委會提出的路線既浪費時間，又存在著被算計的風險。黃紹竑、白崇禧等人提出的路線同樣存在諸多弊端。

　　毛主席在1937年8月17日從延安致電強調，紅軍為安全計、為隱蔽計、為滿足晉綏渴望計，決走韓城渡河，在侯馬上車，到大同集中，再轉至懷來、蔚縣，決不走平漢路，“紅軍開動必須走韓城”。這一決策的背后有著深刻的原因。1937年，紅軍雖然在陜北有了落腳點，但處境依舊十分危險，面臨著國民黨和日寇的雙重威脅。南面是對西安事變耿耿于懷的蔣介石部署的重兵，西邊是殘忍的軍閥勢力，向北是荒涼的內蒙古高原，而東面的山西正遭受日寇鐵蹄的肆意踐踏。此時，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潰敗，這為共產黨八路軍建立敵后抗日民主政權、開辟抗日根據地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會議召開。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明確決定由韓城縣芝川黃河渡口東渡黃河出師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出命令，八路軍各部隊陸續從韓城渡過黃河，開赴山西抗日前線。

　　韓城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和扎實的工作基礎。早在1927年10月，中共范家莊支部建立，為韓城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八路軍的到來，更是如同星星之火，瞬間點燃了韓城人民的革命熱情。關中特委、韓城縣委一經動員號召，共產黨員徐岱云便積極行動起來，動員了二百多條渡船幫助八路軍渡河。熱血青年紛紛響應，踴躍參加八路軍。愛國人士楊一鶴先生慷慨解囊，進行犒軍募捐。農民王洪彥更是掏空家底，捐糧捐豬，并送兒子參加八路軍。韓城人民積極支前的場景令人動容，正如民謠所唱：“你出錢，我捐糧;韓城兒女支前忙;城磚做工事，門板做船只;還有錚錚親骨肉，爭當八路殲頑敵……”

　　八路軍東渡黃河后，很快取得了平型關大捷。這場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中國抗日軍民的士氣。但此戰也暴露出一些問題，115師傷亡較大，其中不少是經歷過長征的老兵。林彪經過反思后認為，集中八路軍主力進行運動戰的方法行不通，應以敵后偷襲、侵擾為主。這與毛主席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思路不謀而合。

　　1937年8月初，毛主席提出這條作戰原則時，引來了諸多將領的不解。在洛川會議上，不少同志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應配合國民黨軍隊多打大仗，以打運動戰為主。毛主席堅決反對，強調不能輕視日軍，硬拼硬打不行，要充分考慮武器裝備供應問題。洛川會議結束、部隊開拔后，黨內仍存在分歧。彭德懷在回憶錄中也曾提到，很多同志一開始沒有意識到游擊戰的戰略意義。隨著太原失守，國民黨軍隊華北戰場全線失利，毛主席發出指示，游擊戰階段正式到來。為使共產黨及八路軍上下徹底理解敵后游擊戰策略，毛主席在1938年先后發表《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對游擊戰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闡述。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論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斗爭如火如荼開展起來。

　　日軍占領山西后，多次進犯陜甘寧邊區。1938年3月，日偽軍入侵府谷縣城，八路軍留守兵團與國民黨騎兵第二軍相互配合，成功收復縣城。此后，日軍又多次強渡黃河，均被八路軍留守兵團擊退。日軍還曾派飛機轟炸延安十多次。八路軍和國民黨友軍依托黃河天險有效組織了防御，抗日根據地在晉西北、晉西南、晉東北、晉東南等地不斷建立，主動出擊進攻敵人，牽制了想要入侵陜西的日軍。1941年中條山會戰失利后，陜西的防御態勢惡化，但日軍已沒有能力渡過黃河，主要原因就是八路軍東渡黃河深入敵后，廣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權、開辟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使日軍后院起火，不得不集中精力對付敵后武裝力量。

　　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在韓城芝川東渡黃河，開展游擊戰爭，是中國共產黨將革命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高度結合的結果。中國革命由此轉入規模空前的民族革命戰爭，開辟了中國革命史上的新紀元。芝川渡口是八路軍和中華民族的“生死渡口”，東渡則生，不渡皆死。芝川渡口和黃河天險，是中華民族統一抗戰的親歷者、見證者，是人民軍隊成為領導全民族抗戰中流砥柱的親歷者、見證者，更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戰勝國內外敵人、建立新中國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回顧八路軍東渡抗日的歷史，我們深感自豪與敬佩。在那個艱難的歲月里，中國共產黨以堅定的信念、高超的智慧和無畏的勇氣，引領著中國人民走向了抗戰勝利的道路。這段歷史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中，激勵著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