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越來越多城市進入垃圾分類的“強制時代”，垃圾分類成為這段時間的熱詞。近日，首都科技條件平臺能源環保領域中心(北京市可持續發展科技促進中心)主辦、中關村綠創環境治理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承辦了北京生活垃圾分類與處置模式建立科技支撐研討會，來自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對北京市生活垃圾應該如何分類、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及處置的合理性等問題展開了討論。

　　居民分類投放的參與率準確率較低

　　北京市城市管理研究院檢測分析室主任劉欣艷介紹，北京的生活垃圾處理量從2014年的700萬噸增加到2018年的900萬噸，預計2019年度可能會突破1000萬噸，后端垃圾處理的壓力較大。也正因此，垃圾分類尤為迫切。同時，劉欣艷也表示，垃圾分類還存在一些嚴峻挑戰。

　　挑戰之一是居民分類投放的參與率較低、準確率較低，已成為制約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效果的一個突出問題。以記者所住小區為例，雖然居民樓下放置有三類垃圾桶，分別是廚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但每天早晨，所有垃圾桶中的廢棄物都呈現無序狀態，垃圾分類的宣傳板則淪為擺設。

　　強制分類因而成為許多城市實施垃圾分類的手段之一。《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修訂工作已經列入2018至2020年立法規劃。新修訂的條例將不只是對單位做出規定，對個人也會明確垃圾分類的責任，且罰款不低于上海。同時，北京市也公布了生活垃圾分類治理三年行動計劃：在2019年年底前，全市垃圾分類示范片區覆蓋率將達到60%，2020年底達到90%。

　　專家表示，對于垃圾分類的“強制力度”，總體上應當因地而異、因城施策，多方面進行科學論證和具體把握。而且，強制垃圾分類時，除了處罰之外，通過獎勵也能達到不錯的效果。比如韓國規定，獎勵額度最高可達處罰金額的80%，這有利于鼓勵更多人監督垃圾分類。同時，應該探索更多的強制手段，最終以廣大居民是否養成垃圾分類的習慣來評價強制效果。

　　此次研討會上，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北京垃圾分類專委會主任王維平教授認為，垃圾分類應便于垃圾分別處理、分別回收利用;要由簡入繁、循序漸進，不能急功近利;應標注明確，易于掌控和操作;應實事求是，久久為功;應引導為主，處罰為輔。

　　推進源頭分類與末端處理協調發展

　　除了以法律法規強制垃圾分類，還應從哪些方面推進生活垃圾分類及回收處置?

　　專家們提到了一些新興技術在垃圾分類工作中的應用。借助“互聯網+垃圾分類”，不少社區創新出了值得借鑒的方法。

　　北京市朝陽區勁松五區是北京市第一批“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小區”。“互聯網+垃圾分類”模式是勁松五區普及垃圾分類的“法寶”：街道通過與第三方公司合作，在垃圾桶邊建設“綠馨小屋”，居民投放垃圾后，可以“刷卡”獲取積分，通過“綠寶e生活”客戶端，居民參與次數、投放重量、所得積分、可換購商品，都可以顯示在客戶端里。目前，這種模式已經在亞運村、勁松、將臺等地全面鋪開。

　　此外，帶有二維碼的垃圾袋、智能垃圾桶、人臉識別技術等都紛紛應用在部分小區的垃圾分類中。

　　除了技術手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員程會強認為，全國垃圾分類如火如荼，垃圾分類在中國不是一個新話題，但現在社會上對垃圾分類普遍存在不同的觀點，對垃圾分類沒有信心。要解決這一問題，就要進行體制機制的改革，要實現環衛界和再生資源界“兩網融合”。

　　中國環保產業協會專委會主任委員、原生態環境部科技標準司胥樹凡則提出，垃圾分類一定要根據各地垃圾的種類、成分、數量、分布、經濟價值、社會經濟成本、技術條件、可操作性、環境要求等要素來決定是否分類;如何分類，則完全要根據后期資源化的目標來進行。應要求明確，簡單易行，可操作性要強，管理成本和實施成本也要盡量低廉，而且，決定了的分類方式一定要有試行期，要逐步完善后再逐步嚴厲。

　　劉欣艷分析，垃圾分類最重要的是源頭減量，源頭減量最好的方法則是每個人在扔垃圾的時候，對垃圾進行分類。垃圾分類并不拘泥于一種固定的模式，前端如何分類，一定要和后端垃圾處理相關聯，什么樣的垃圾對應什么樣的處理模式。在北京，急需從精細化管理的角度，推進源頭分類與末端處理協調發展。(操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