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在北京揭牌。至此，國家、省、市、縣4級監委全部組建完成，同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一體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責，構建起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

　　一年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依規依紀依法履職盡責，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顯現多方面成效，反腐敗法治化規范化水平不斷提升，制度優勢正加速轉化為治理效能。特別是在打虎拍蠅獵狐方面，更有力度更有質效，有力推動奪取了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讓腐敗分子聞風喪膽，老百姓拍手稱快。

　　打虎：反腐凝聚強大合力，高壓震懾引發自首效應

　　2018年4月1日晚11點，國家監委成立后“首虎”現身——貴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長王曉光深夜落馬。此時，距國家監委揭牌僅僅只有10天。

貴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長王曉光是國家監委成立后首個接受審查調查的中管干部，這是宣布開除王曉光黨籍和公職現場。

　　社會各界感受到國家監委“掛牌即開局、開局即開工”工作作風的同時，也注意到，“打虎”又有新變化——消息源由中央紀委，變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內容表述上則從“涉嫌嚴重違紀”變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從“接受組織審查”變為“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打虎消息往往十分簡短，被不少媒體網友稱之為“一句話新聞”。如此惜字如金的表述，卻有多處變化，背后蘊含的內涵可想而知。

　　——黨統一領導，反腐敗力量更集中更強大

　　事實上，隨著監察體制改革深入推進、監察法頒布實施，紀檢監察機關職責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改革前，紀律檢查機關、行政監察機關、檢察機關分別對特定對象行使反腐敗職權：紀委對黨員違紀行為進行審查，行政監察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違紀違法行為進行監察，檢察機關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行為進行查處，反腐敗職能既有交叉重疊的地方，也存在力量分散的問題。

　　監察體制改革有效整合反腐敗資源和力量，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形成強大合力。

　　改革后，通過整合行政監察、預防腐敗和檢察機關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及預防職務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各級監察委員會，同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攥緊了集中力量打擊腐敗的鐵拳。各級紀委監委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既根據黨章黨規黨紀履行紀律檢查職責，又依據憲法監察法等法律法規履行國家監察職責，手握紀法“兩把尺子”，紀法雙施雙守。

　　這就意味著，對“老虎”宣布立案審查調查后，紀檢監察機關既要審查違紀問題，又要調查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問題，既考慮紀的因素，又考慮法的內容。王曉光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正體現了黨內監督和國家機關監督、黨的紀律檢查和國家監察的有機統一。

　　——質量、效率雙提升，反腐敗提高法治化規范化水平

監察法賦予監察機關12項調查措施

　　監察法賦予監察機關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驗檢查、鑒定、留置等12項調查措施，每一項都是“利器”。特別是用留置取代兩規，解決了長期困擾我們的法治難題，提高了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懲治腐敗的水平。

　　此外，監委成立前，紀檢監察機關的調查結果不能作為證據直接用于司法審判，問題線索移交后，檢察機關必須重新立案偵查、重新取證、重新制作筆錄。

　　監察法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監察機關依照本法規定收集的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據此，監察機關調查終結后，將職務犯罪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收集的證據不再需要進行轉換，減少了工作環節，有利于實現審查調查與司法程序之間順暢對接。

　　再加上，國家監委成立后，通過整合規范紀檢監察工作流程，建立健全統一決策、一體運行的執紀執法工作機制，執紀執法有效貫通;在黨委集中統一領導下，同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形成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銜接司法更加順暢高效。這些，都大大提升了反腐敗工作效率。

　　從各地實踐來看，反腐敗各環節用時明顯縮短。2018年，福建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采取留置措施并移送審查起訴224人，從監察機關立案調查到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平均用時48天，與改革前相比減少近100天。在黑龍江省，省市兩級紀委監委審查調查案件平均用時比上一年縮短27天。

　　效率提高的同時，質量也穩步上升。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顯示，“受理各級監委移送職務犯罪16092人……不起訴250人，退回補充調查1869人次，不起訴率、退查率同比分別下降9.5和37個百分點”。

　　——立案、處分數創40年新高，持續保持高壓態勢，顯現“自首效應”

河北省政協原副主席艾文禮是國家監委成立后首個投案自首的中管干部，這是宣布開除艾文禮黨籍現場。

　　2018年7月31日，河北省政協原副主席艾文禮成為監察法施行后首個投案自首的中管干部。其后，又有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王鐵等人主動投案自首。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工作報告透露，黨的十九大以來共有5000余名黨員干部主動投案。

　　2018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處分數相比去年增長明顯

　　自首效應的顯現，一方面來自高壓震懾。國家監委成立后，反腐敗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力度不減、節奏不變，對違紀違法者形成強大震懾。2018年，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立案審查調查中管干部68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15人。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63.8萬件、處分62.1萬人，均創紀律檢查機關恢復重建40年來的最高值。

　　另一方面，在于政策感召。黨紀處分條例、監察法規定，對主動交代、自動投案的違紀違法人員，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分，在移送人民檢察院時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

　　部分身處關鍵崗位的領導干部的投案自首，也產生了明顯的“示范帶動”作用。安徽省鳳陽縣政協原黨組成員、副主席史成龍就是一例。在手機上收到艾文禮投案自首的消息后，他的內心受到強烈沖擊，隨后王鐵的投案自首則徹底沖垮了他的心理防線，“再不自首，可能就再也沒有機會了”。王鐵投案3天后，2018年8月20日，史成龍主動向紀檢監察機關投案。

　　拍蠅：監察全覆蓋不留空白，監督觸角直抵“神經末梢”

　　2018年8月，浙江省湖州市長興縣畫溪街道南石橋村一名非黨員村民小組長戴春良因套取種糧補貼1.58萬元被查處。戴春良問題線索之前就已存在，但其既不屬于紀律審查范圍，又不屬于行政監察范圍，問題一度難以解決。監察體制改革后，非黨員村干部也被納入監察對象。畫溪街道監察辦成立后快查快處，最終，戴春良被責令辭去組長職務，并上繳套取的資金。

　　監察體制改革以前，黨紀只能處分中共黨員，行政監察法規定的行政監察對象主要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非黨員的村干部、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等相當一部分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都屬于無人管、不便管的對象。監察法第十五條規定六類監察對象，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督全覆蓋，填補了原有監督范圍的空白。

　　監察法第十五條規定六類監察對象，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督全覆蓋。

　　吉林省監察對象由20.6萬人增加至67.95萬人，福建省監察對象從22.48萬人增加到74.21萬人，重慶市監察對象從38.09萬人增長到129.75萬人，貴州省監察對象從22萬人增加到63萬人……數據顯示，監察法實施后各地的監察對象數量都明顯增加。

　　監督對象填補空白，監督內容也填補空白。過去紀、法中間存在空白地帶，非黨員公職人員如果只是違法、行為不構成犯罪，就難以得到有力查處，存在“犯罪有人管、違法無人過問”的現象。改革后，監察法創制的政務處分，彌補了紀、法中間的空白地帶，各級監委既調查職務違法行為，又調查職務犯罪行為。

　　“監察監督員就是安在我們家門口的‘探頭’，看哪個村干部以后敢亂來。”說起村里的監察監督員岳紅，重慶市綦江區永新鎮雙池村的村民豎起了大拇指。2018年8月中旬，岳紅在走訪群眾時，收集到該村村干部私分公益林補助款的問題線索，隨后向區紀委監委派出第四監察室報告，最終查處了該村4名村干部違規侵占公益林補助款的案件。

　　聘請監察監督員是重慶市繼向鄉鎮(街道)派出監察室后，推動監察工作向基層村居延伸的又一創新舉措。一年多來，各級紀委監委依法行使監察權，積極探索監察職能向國有企業、金融企業、高校和鄉鎮、村居延伸，與基層治理相結合，進一步落實了監督全覆蓋的要求。

2018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占比圖

　　值得注意的是，監察全覆蓋不是辦案全覆蓋。無論紀委監委，首要職責、第一職責都是監督。監察體制改革發揮的最突出效力就是強化了日常監督，在干部犯罪之前，管住了一般性的違法。2018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處理173.7萬人次。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種形態分別占比63.6%、28.5%、4.7%和3.2%，實現了由“懲治極少數”向“管住大多數”拓展。

　　獵狐：追逃追贓持續開創新局，“神速”頻現、創下多個“第一”

2018年11月30日，外逃保加利亞的職務犯罪嫌疑人姚錦旗被引渡回國，這是國家監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張祎鑫 攝)

　　2018年11月30日，外逃13年之久的職務犯罪嫌疑人、浙江省紹興市新昌縣原常務副縣長姚錦旗被引渡回國，這是國家監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從他10月17日被保加利亞警方抓獲到回國歸案，歷時僅44天。

　　監察法頒布施行、國家監委成立后，紀檢監察機關成為追逃追贓案件的主辦機關，從幕后走到臺前。監察法專設反腐敗國際合作一章，明確國家監察委員會加強對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和防逃工作的組織協調，督促有關單位做好相關工作。黨對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領導進一步強化，中央追逃辦統籌協調外交、司法、執法、金融等部門積極履行反腐敗國際合作相關職責的機制更加順暢高效。

　　姚錦旗案，正是在中央追逃辦的有力指揮協調下，國家監委、外交部、浙江省監委等機構、部門通力合作，各環節緊密銜接，才成就如此速度。

　　高效運轉的，不止有追逃追贓，還有防逃。

　　2018年5月11日晚上11點，西南林業大學原黨委副書記、校長蔣兆崗上了云南省公安廳發布的A級通緝令，一時成為輿論熱點。

　　作出通緝決定的，是云南省監委。當天下午6點，發現蔣兆崗失聯的云南省紀委監委經過綜合研判，果斷運用監察法賦予的決定通緝權力，向省公安廳出具《云南省監察委員會決定通緝通知書》。雙方依據監察法和相關規定，順暢銜接。僅僅4個多小時后，云南省公安廳就發布了網上追逃和通緝令，布下天羅地網。

西南林業大學原黨委副書記、校長蔣兆崗失蹤僅20天后就被抓獲。

　　最終，蔣兆崗因為嚴密的防逃措施無路可走，只能藏匿在昆明某小區，僅20天后就被抓獲。

　　監察體制改革后，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把新增監察對象全部納入防逃范圍，同時加強和執法、司法機關的協作配合，構筑了無死角、全覆蓋的防逃堤壩。

　　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破解難題，是國家監委成立后，追逃追贓工作的又一鮮明特色。繼監察法后，2018年10月26日起公布施行的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確立刑事缺席審判制度，意味著“外逃貪官沒被追逃回國也能對其審判”。而新制定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規范和完善了我國刑事司法協助體制，明確國家監委在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中主管機關的地位和職責，“促進對外司法協助更加有效開展”。

　　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制定，為加強國際追逃追贓提供了更完善的法律依據和更可靠的程序保障，也推動反腐敗對外合作更加順暢開展。

　　在姚錦旗案中，我方以國家監委名義提出引渡請求，提供合乎法律規范的證據資料，得到了保方的尊重、認可和支持，并非常及時、快速地做出了反饋。

　　而2018年12月13日，國家監委成立后首次同西方國家成功簽署反腐敗執法合作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與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反腐敗執法合作諒解備忘錄》，也正由于澳方認可和尊重監察法賦予國家監委監督調查處置以及開展反腐敗國際合作職權，愿意以澳聯邦警察名義同國家監委直接簽署備忘錄。

　　國家監委成立一年來，天羅地網越織越密，追逃追贓保持強大攻勢，持續開創新局，頻現“第一”。

　　2018年6月22日，賴明敏成為國家監委成立后首個到案“百名紅通人員”。

2018年7月11日，外逃美國17年之久的職務犯罪嫌疑人許超凡被強制遣返回國，這是國家監委成立后第一個從境外遣返的職務犯罪嫌疑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徐夢龍 攝)

　　2018年7月11日，外逃美國17年之久的職務犯罪嫌疑人，中國銀行廣東省開平支行原行長許超凡被強制遣返回國。這是國家監委成立后第一個從境外遣返的職務犯罪嫌疑人，也是第一起在發達國家實現異地追訴、異地服刑后強制遣返的成功案例。

　　2018年8月23日，國家監委等五部門首次聯合發布《關于敦促職務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的公告》，引發投案自首連鎖反應，當日即有2人投案。至12月31日投案期限內，165人主動投案，包括“百名紅通人員”蔣雷、王清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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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國家監委成立后首個從境外遣返的職務犯罪嫌疑人許超凡到成功引渡第一案姚錦旗，從聯合五部門首次發布“敦促投案自首公告”到首次同西方國家成功簽署反腐敗執法合作文件……一個又一個“第一”，見證了追逃追贓的堅實足跡。這既是黨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堅定決心的有力宣示，也是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生動詮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蘭琳宗丨制圖 張舒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