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古都西安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發祥地，也是古代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和核心區，擁有厚重的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和多元文明交往經驗。絲綢之路是人類歷史上最珍貴的文化遺產。西安與絲路是與休戚相關、興衰相應的命運共同體。絲路遺產是西安文化魅力和國際影響力的關鍵，也是西安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歷史基礎和現實資源，“一帶一路”建設為西安重現盛世輝煌提供了契機和動力。

　　絲綢之路是古代歐亞大陸的商貿往來和文明交往之路，促進了歐亞大陸的商品交換、物種傳播、技術交流和族群融合，推動了華夏文明、印度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歐洲文明、草原游牧文明的匯通和交融，是人類歷史上最珍貴的文化遺產之一。

　　擁有三千年建城史和一千多年建都史的古城西安，孕育了周秦漢唐四大盛世王朝，形成周豐鎬、秦咸陽、漢長安和隋唐長安四大都城，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重要發祥地之一，也是中國第一大古都和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古都西安與古代絲綢之路休戚與共、命運相連，是古代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策源地和核心區，擁有厚重的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和文明交往經驗，是絲綢之路發展演變的參與者、推動者和見證者。

　　周秦長安見證絲綢之路開辟肇興

歐亞大陸東西方的商貿和文化往來源遠流長。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原產于西亞新月地帶的小麥便傳入中國黃河流域，而原產于中國黃河流域的小米也傳入西域，形成了歐洲大陸間的“作物之路”。中國商代晚期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大量新疆田玉，表明公元前12世紀，新疆和中原地區就有了“玉石之路”。公元前10世紀，周穆王在兩次西征犬戎之后，從周都宗周豐鎬(今西安西南)出發，一路西行，經青海、甘肅，到達新疆，推動了中原與西域的交通聯系。通過《山海經》等古籍可見，當時的中原人對于西域的山川形勢和風土人情已經較為了解，而考古資料也證實中原與阿爾泰地區有密切的物質文化交流。

　　圖 1 河南新野出土漢畫像磚《穆天子西游》拓片

　　公元前7世紀，秦穆公征服西北地區的戎人之后，“秦”的聲名就隨著戎、狄的流動，向西方傳播，“秦”的音譯Cina或Sina，就逐漸成為西域眾多族群及印歐語系、閃含語系諸多語言對中國的稱呼，并出現在公元前3、4世紀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波羅多》中。

　　公元前6至5世紀，波斯帝國對西亞、中亞、非洲和歐洲東南部地區的征服與波斯御道的修筑、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的東征、公元前3世紀前期秦帝國的統一、印度阿育王的擴張，都促進了西亞、歐洲、中亞、東亞、南亞之間的區域交往。公元前5至4世紀，歐亞大陸北方草原的俄羅斯阿爾泰巴澤雷克地區和歐亞大陸西端的歐洲都已經出現了中國絲綢，中國因而被古希臘人稱為“絲國(seres)”，表明主要由歐亞草原上斯基泰人開辟的區域性草原絲綢之路已經存在，這為絲綢之路的全面貫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圖 2 俄羅斯巴澤雷克斯基泰墓出土公元前4世紀戰國鳳鳥紋刺繡

公元前3世紀，秦帝國完成了統一中原的偉業，開辟了以秦都咸陽為中心的交通網絡，推動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在世界文化遺產——西安臨潼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文物中，塑繪結合、等真大小、寫實主義的兵馬俑，銅錫二合金鑄造、寫實主義的青銅車馬以及天鵝主題的青銅禽鳥，都堪稱空前絕后，與中國固有風格樣式與工藝迥然不同，具有明顯的希臘文明和波斯文明特征，很有可能受到一個世紀前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后傳到東方的西方文明的影響，而秦始皇陵陪葬坑中印歐人遺骸的發現則為這種交流提供了直接證據，可見從公元前3世紀時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方文化交流深刻影響并豐富了中華文明。

　　圖 3 西安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臨潼出土公元前3世紀秦銅車馬

　　漢晉長安推動絲綢之路全線貫通

　　公元前139年，中國西漢王朝武帝劉徹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聯絡大月氏夾擊北方的匈奴人。張騫到達中亞的大宛(今費爾干納盆地)、康居(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及錫爾河中下游)、大月氏(今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等地，并于公元前126年將西域中亞、西亞、南亞的各種信息帶回長安。公元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聯絡烏孫(今新疆伊犁)，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公元前115年，張騫帶領西域諸國使臣返抵長安。此后，漢朝和西域各國經常互派使者，促進了雙方貿易的發展，正式開通了絲綢之路東段和中段，并最終促成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全線貫通。

　　圖 4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初唐壁畫“張騫出使西域圖”

　　公元前60年，漢宣帝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設都護府于烏壘城(今新疆輪臺東北)，統管絲路南道和北道，并在敦煌、鹽澤(今羅布泊)間筑烽燧、亭障，在渠犁、輪臺等地駐兵屯田，使漢王朝的政令通行西域，將新疆正式納入中原王朝的管轄之下，并以官方力量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在塔克拉瑪克沙漠南、北兩條通道上，西域諸國使者、商人在絲路上往來不絕，大量的絲帛沿絲路西運，西域各國的珍禽異獸、名貴花果也傳入中原，極大促進了中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

　　絲綢之路的開辟、域外物種的大量傳入，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漢長安城的宮苑景觀。漢長安離宮別館中廣種葡萄、苜蓿，上林苑有葡萄宮，樂游苑中苜蓿遍地、天馬成群。漢長安城和漢武帝茂陵都出土有希臘文的云龍紋鉛餅，印證了漢長安與西域物質交流的繁榮。同時，西域的樂曲、奇技方術也在長安流行開來。西域橫吹胡曲傳到長安后，被音樂家李延年改造為新聲二十八解，成為漢代軍樂。漢武帝招邀域外賓客到長安，向其展示倉廩府庫的充實，為其表演角抵、奇戲、西域胡樂和幻術，以示漢朝的繁榮昌盛。

　　公元1至2世紀，羅馬、安息、貴霜和漢朝等四大帝國自西向東并列存在，通過絲綢之路建立起直接聯系。中國的絲綢、鐵器、桃子、杏等，安息帝國的葡萄、石榴、駝鳥等，貴霜帝國的金幣和犍陀羅藝術造像，羅馬帝國的玻璃器等，在絲綢之路上形成流通網絡。

　　公元3至5世紀，歐亞大陸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紛紛南下，歐亞大陸的四大帝國相繼解體，但絲綢之路并未中斷，眾多游牧民族被卷入絲綢之路網絡之中。十六國至北朝時期的多個政權建都長安，沿用西漢長安城，并致力于維持絲路貿易，長安仍是東西方絲路貿易交往的重要樞紐。

　　絲綢之路的繁榮催生了商業族群粟特人。粟特人屬于東伊朗人，中古時期在中亞撒馬爾罕一帶形成康、安、曹、石、史、米、何、火尋、戊地等綠洲城邦，以商團形式往來活躍于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從南北朝開始，大量粟特人沿著絲綢之路到于闐、高昌、敦煌、武威、長安、洛陽等地定居經商，從中原購買絲綢，從西域運進玉石、瑪瑙、珍珠等，通過販運、放貸賺取高額利潤，控制著陸上絲綢之路貿易命脈。粟特人將中古東伊朗文化帶入中原地區，其飲食、金銀器、風俗、音樂、文字、信仰都在中古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

　　圖 5 西安出土北周安伽墓石門上的飛天、駱駝與祆教祭祀浮雕

　　佛教在西漢晚期從印度北部的貴霜帝國傳入中亞、新疆地區，東漢時由西域傳入中原地區，一方面西域、天竺高僧東來弘法，如東漢時安息高僧安世高、大月氏高僧支婁迦讖、支曜，康居高僧康孟詳，先后來洛陽譯經傳法，西晉時月氏人竺法護、西域人鳩摩羅什、北周時犍陀人闍那崛多先后在長安講法;另一方面中原高僧西去取經，東晉中原高僧法顯從長安出發，經陸上絲路之路到天竺學梵書佛律，后取道海路回國。佛教高僧的弘法與取經推動了絲綢之路的發展和中印文化交流，長安也因而成為世界佛教中心之一。

　　圖 6 新疆龜茲克孜爾千佛洞前鳩摩羅什雕像

　　隋唐長安引領絲綢之路邁向繁榮鼎盛

　　隋代結束南北朝并立的局面，重新實現了統一，為絲綢之路的繁榮奠定了基礎。隋文帝命宇文愷設計營建了規劃嚴整、規模宏大的當時世界第一大城市——大興城，唐代營建大明宮、改建長安城，并大力開拓西北疆域，推動了絲綢之路的進一步發展繁榮。唐朝一方面通過絲綢之路吸收了外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另一方面又通過絲路向邊疆民族地區和域外地區傳播了中華文化，推動了東亞漢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唐代的絲綢之路貿易推動了樞紐城市的繁榮，長安、撒馬爾罕、巴格達、君士坦丁堡等絲綢之路樞紐成為繁榮的國際性都會。唐長安經濟發達、文化繁榮、開放包容，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并成為當時世界先進文化和價值觀的匯聚地、策源地和輸出地，通過絲綢之路引領著世界歷史的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

　　隋唐長安城本身的規劃和建筑傳播到東亞各地，成為渤海國上京、朝鮮半島新羅都城慶州城、日本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的規劃模板。時至今日，日本京都仍保留有不少唐式建筑，并因歷史核心區保留了唐代城市規劃格局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唐朝的強盛和絲綢之路的繁榮進一步推動了絲路沿線國家的商貿往來和技術傳播。從唐朝開始，唐三彩等陶瓷器和茶葉成為絲路上的重要商品。絲綢、瓷器、茶葉、香料、寶石等絲路商品價格昂貴、利潤豐厚，推動了相關技術的傳播、模仿和改良。中亞、西亞和歐洲國家曾經競相仿制中國的絲綢、瓷器。中國的養蠶制絲技術在唐代傳入中亞和西亞之后，與當地原有的毛紡、麻紡技術相結合，創造出融合東西的特色織品，“波斯錦”、大食“蕃錦”等西亞絲織品反向流入唐朝長安。中亞的康國(今撒馬爾罕一帶)在唐朝時期發展成為絲綢集散地和絲織品生產中心之一。公元751年，造紙術也由中國傳入中亞，并陸續傳播到西亞和歐洲，使這些區域由羊皮卷時代進入紙張時代，打破了貴族和教士對知識的壟斷，加速了文化的社會傳播和普及。

　　唐朝還將貨幣、服飾、建筑傳播到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唐在碎葉(今吉爾吉斯托克馬克)設鎮后，影響了中亞傳統的貨幣體系。7、8世紀，粟特仿唐朝貨幣，鑄造圓形方孔的錢幣，重量及大小與開元通寶接近，可見唐代對絲路流通貨幣體系的影響。在撒馬爾罕附近的阿芙拉希亞布遺址出土的8世紀粟特壁畫中，出現唐裝女樂形象，樂人手中所持的排簫起源于中原，表明中原音樂也對中亞音樂產生了積極影響。唐代長安人杜環于天寶十年(751年)在唐與大食(阿拉伯)的怛邏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附近)之戰后，因被俘而游歷阿拉伯帝國，在其所著《經行記》一書中，杜環記述了流落阿拉伯帝國的唐朝綾綢工匠、金銀器工匠、畫匠的名字和籍貫，表現了唐代文化和技術對西亞的影響。

　　與此同時，來自中亞、西亞、南亞和歐洲的動物、植物、織物、礦物、食物、金銀器等物品也大量輸入中國，唐長安西市成為絲路商旅和商品集散地。動物主要有獅子、馬、豹、鴕鳥、猧子等，獅子傳入中國演變為祥瑞神獸。植物主要有瓜果、香料、顏料和藥物，以及原產于波斯、罽賓的觀賞花卉郁金香。織物主要為毾?、越諾、舞筵等毛紡氈墊，主要用于鋪設舞臺。礦物主要有金、銀、琉璃、瑪瑙、白玉等，主要用于觀賞、佩飾和入藥。西安何家村出土有五彩纏絲瑪瑙雕刻而成的古希臘式“來通杯”——獸首瑪瑙酒杯，造型工藝極其精美。食物主要有石蜜(糖類)和葡萄酒。金銀器主要有波斯粟特盛器、酒器，波斯銀幣、大食金幣、東羅馬金幣。粟特人仍然是隋唐時期陸上絲綢之路商貿活動最重要的承擔者。除了器物之外，薩珊波斯的金銀器制作和印度的制糖技術也傳入唐代中國。唐代金銀器具有濃厚的薩珊風格，雙翼動物和麥穗紋圓框構成的“徽章式紋樣”在唐代非常流行。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飛獅六出石榴花結紋銀盒”和“鳳鳥翼鹿紋銀盒”盒蓋上的翼獅及翼鹿紋飾，就屬于徽章式紋樣。

圖 7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西安何家村出土唐《獸首瑪瑙杯》

　　圖 8陜西歷史博物館藏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飛獅六出石榴花結紋銀盒”

　　圖 9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西安何家村出土唐粟特風格“鎏金伎樂紋八棱銀杯”

　　圖 10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拜占廷希拉克略金幣

　　圖 11 遼寧博物館藏唐周昉《簪花侍女圖》中的拂菻狗

　　圖 12 陜西歷史博物館藏唐章懷太子墓壁畫《客使圖》

　　圖 13 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阿夫拉希亞卜粟特壁畫中的唐代宮廷貴婦與侍女

　　作為歐亞大陸的國際化大都市，唐長安城中有數萬胡人寓居。城中胡風彌漫，胡姬、胡服、胡樂舞盛行，“胡旋舞”、“胡騰舞”、“柘枝舞”以及馬球在唐代宮廷、貴族和市井中都廣為流傳，構成長安城獨特的文化娛樂景觀。西安地區唐墓壁畫和陵墓雕塑中出現的胡人形象包括蕃將與文職官員、使臣或朝貢者、胡商、傳教士、胡人馬夫駝夫車夫、歌舞伎、馴獸師及等類型，表現出空前的隆盛輝煌氣象。

　　唐長安開放包容，佛教、道教、祆教、景教等各種宗教和平共處，充分體現了絲路精神。佛教是唐長安城第一大宗教，唐長安城內外有一百多座名寺，高僧云集，形成眾多教派。中國漢傳佛教八大宗派，除天臺宗與禪宗外，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凈土宗、密宗均創立于長安城內或城郊。長安佛教寺院不僅是僧人誦經禮佛的場所，也是文人學士游學創作、詩詞唱和和民眾禮佛交往的公共空間，還是中華文化與印度文化交匯融合的場域，更是中華文化東傳朝鮮半島和日本的重要源頭。

　　除了來自印度的佛教外，源自西亞波斯和敘利亞的摩尼教、祆教、景教也沿絲綢之路傳入長安，被合稱為“三夷教”。唐長安有5座祆寺，多位于粟特人聚居的西市和東市附近。景教即基督教聶斯脫利派(Nestorianism)，由聶斯脫利創立于東羅馬帝國治下的敘利亞地區。唐貞觀年間，波斯景教徒阿羅本來到長安，由唐廷資助在義寧坊建立大秦寺，留下了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生動反映了唐代絲綢之路多元宗教文化交流的場景。

　　圖 14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西安的絲路遺產與絲路愿景

　　宋代以來，隨著世界貿易通道從陸地轉向海洋、中國政治中心的東移和西北地區民族政權的分立對峙，陸上絲綢之路趨于梗阻和衰落，海上“陶瓷之路”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主要通道。經歷唐末五代戰亂、進入后都城時代的長安、洛陽等內陸城市相對衰落，一批沿海港口城市因海上絲路貿易日漸繁榮，廣州、泉州、寧波等城市成為經濟高度繁榮的國際大都會。

　　公元13世紀，蒙元帝國的建立開啟了歐亞大陸的一體化進程，推動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復興，此時的陸上絲綢之路主要以元大都(今北京)為東方起點。在馬可·波羅筆下，京兆府城(今西安)雖然仍是一座工商繁榮、絲綢眾多的壯麗大城，但僅是區域性城市，而不再是東西方絲路貿易網絡的樞紐。明清時期，當年的長安和京兆被改稱為“西安”，降格為地方城市，雖然仍是西北的重鎮和門戶，但由于陸上絲綢之路進一步衰落和海上新航路的開辟，歐洲人主導了海權時代的到來和世界的近代化進程，西安日益成為遠離東西方貿易大通道的內陸城市。

　　政治、經濟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著西安在歐亞文明體系中認同度、知名度的下降，當代西安仍是與羅馬齊名的國際文化都市。堪稱天然歷史博物館的西安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截止2015年，西安共有2項6處世界遺產，分別是秦始皇兵馬俑、大雁塔、小雁塔、興教寺塔、大明宮、未央宮，其中后5處都屬于“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遺址點，而秦始皇兵馬俑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這些文化遺產是西安永不消失的文化魅力所在，并成為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族群的集體記憶。絲路文明交往經驗和絲路文化遺產是西安國際競爭力的關鍵，而當代“一帶一路”建設則為西安重現漢唐盛世在絲綢之路上的繁榮和輝煌提供了契機。

　　作為古代絲綢之路起點、策源地和重要載體，古都西安見證了絲綢之路的開通、發展到繁榮、鼎盛，體現了不同文明的互學互鑒、不同族群的共生共贏、不同宗教和諧共處的絲路精神。作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西安和絲綢之路一起經歷了輝煌，走過了低谷，留下了厚重的文化遺產和歷史經驗，這份遺產和經驗將會鐫刻歷史、關照現實、啟示未來、再現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