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來漢中組稿，在會上找我。也就是那次，路遙對我說，上次去省城開會，他見我穿著打補丁的褲子，再一看模樣就知道是從農村來的，就有種天然的同情和好感，就本能地想幫一把。我想，善良和寬厚絕對不是誰想有就能有的，那絕對是一個人血緣環境、生活經歷形成的融進骨髓里的東西。

　　□ 王蓬

　　一

　　我第一次見到路遙的名字是在1973年7月剛復刊的《陜西文藝》(《延河》)上，刊登了一則短篇小說《優勝紅旗》，寫的是學大寨的事情。因我當時也在農村、也學大寨，盡管他寫的是陜北，我在陜南，事件內容都差不多，熟悉就能記下，關鍵當時正學寫東西，想上報刊，對凡上了報刊的都羨慕，就記住了路遙。

　　1980年陜西作家群左起京夫、路遙、蔣金彥、徐岳、鄒志安、陳忠實、王蓬、賈平凹、王曉新

　　《陜西文藝》是當時全省唯一的正規文學刊物。大家都盯著，一年下來誰發表了什么，幾首詩或一個短篇，人都知道，不像現在出部長篇連朋友都茫然。

　　見到路遙是1975年。《陜西文藝》召開小說作者會，通知了我。那時我已經務農上十個年頭，老家西安也十多年沒有去了。我正在地里勞動，記得是挖紅薯，大隊會計揚著通知來找我。看著滿地羨慕驚訝的目光，我心里激動地“怦怦”跳著，幾乎搶一樣拿過通知，只怕失去了機會。

　　當時我委實貧窮，去省城竟然找不出一套渾全衣服，一條好點兒的褲子膝蓋上裂了縫，妻子補了個長方形的補丁，穿上看看，不對稱，只好又在另一只并未裂縫的褲腿上也補塊長方形的補丁，就像眼下流行的牛仔褲。我那會全然不顧這些，只要能去省城，去《陜西文藝》開會，就像去天堂一樣，給省城的外婆和姐姐扛了一袋子米就去擠火車。

　　我是去的最晚的一個。接到通知晚了，晚的原因是大隊接到通知后感到吃驚。省上怎么會讓一個“狗崽子”去開會?不讓去吧，是“省上”的通知，于是折中，讓他多勞動幾天再去。能夠去開會，這得感激作家賀抒玉，她是著名作家李若冰的夫人，當時是《陜西文藝》副主編，還有作家張文彬，她是著名作家杜鵬程的夫人，當時是《陜西文藝》的小說編輯。她們來漢中組稿，聽到漢中地區文化館詩人宋太海與王寅明的介紹來到了我住的村子。由于我父親還戴著“帽子”，她們沒敢去我家，而是在農民詩人蒿文杰家中，然后通知我帶上作品去見她們。后來知道是看了我的作品，她們力爭，又經地方黨委同意才決定讓我去開會的。我那會26歲，差不多與共和國同齡。

　　會議在西安鐘樓下的省文化廳招待所舉行，有七八十人。座談、聽報告，然后各自修改作品。當時陜西文壇的明星是陳忠實，他連續在《陜西文藝》上發表了《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書記》。我至今認為那幾篇作品有種與生俱來無法復制的氣勢，當時也確實影響很大。再是工人作家韓起有幾篇作品引人注目。其他人都還沒顯山露水，賈平凹還在寫學習雷鋒的《一雙襪子》，屬小不點兒，沒人注意他。

　　路遙當時正在延安大學讀書，工農兵大學生開門辦學，到《陜西文藝》編輯部當見習編輯。我因為已經讀過他寫的《優勝紅旗》，知道他，況且他現在又當編輯，在我心中有種神圣感。

　　去了幾天都沒見著路遙，人都面生不好打問，好在初進藝術殿堂，天天都新鮮，晚上看電影，餐桌上有肉菜，中午還有只雞，多年在農村哪吃過這些?另外座談也聽著激動，會議主要是修改作品，與會作者各自帶著作品，編輯們看了指導著修改，輪流給作者談話。這在我心里造成種緊張，就跟上考場差不多。

　　我那次帶去的作品是短篇小說《龍春奪陣》，寫個返鄉青年學當裁縫，用社會主義思想占領農村陣地的故事。散文《春筍嶺》是生產隊到巴山深處拉洋芋種所見所聞，只是放到學大寨背景上處理了一下。

　　二

　　編輯們終于找我談話了，就在我住的三人宿舍里。我記得是小說組長路萌，副組長高彬(后來知道她是著名作家王汶石的夫人)，屋子里還有其他作者。那會大家都虛懷若谷，編輯們一張口都瞪大眼睛靜悄悄地聽著，恨不得把每句話都印在腦子里，似乎那全是金玉良言，能夠點石成金。愈是這樣我愈緊張，手足無措滿頭滲汗。兩位大編輯缺點優點說了許多。我并不糊涂，我最關心的是作品能不能發表?

　　“路遙，你談談意見。”小說組長路萌突然沖著旁邊一個壯實小伙說。

　　什么?他就是路遙!我連忙仔細打量他。個頭不高，敦敦實實，臉色黑紅，完全像個剛從地里勞動回來的農村小伙。剛才一屋子人，我看過他一眼，以為他也和我一樣，是從農村來的作者，沒想到他就是路遙。他該是什么樣兒?以前也沒想過，只覺得他像村里有個叫“扎墩”的小伙，黑胖結實，刁頑而講義氣。每次上公糧扛一兩百斤的糧袋從不怯場，且最愛給人幫忙。誰力氣怯只要求他，幾句好話就能幫著把一架子車糧袋扛完。

　　路遙要在村里，也注定有人叫他“扎墩”，他也注定扛得動糧袋。說不上也肯給人幫忙。只是不知這會他對我作品咋看?

　　我緊張地看他，他先看了我一眼，隨即目光又朝下，我疑心他在看我膝蓋上的補丁。誰知他用一口濃重的拖著鼻音的陜北話說：“這兩篇作品還有生活氣息，語言也生動，再改也沒多大意思，我看通稿時順一順就能用。”

　　“那就這樣吧。”兩位小說組長略沉思了一下也同意了。氣氛一下松弛下來，滿屋子的人扯起了閑話，扯起了那些年人最感興趣的“小道消息”。我心頭感到一陣輕松，沒想到如此順利地過了關。后來這兩篇作品分別發表于《陜西文藝》1976年3期和4期。作品第一次上本省正兒八經的文學刊物，除了感激所有幫助我去省城開會的人，也很感謝路遙，感謝他在關鍵的時候幫我說話。當時沒有什么感謝辦法，只是想要在農村上公糧，我能幫他扛糧袋。

　　過后，陜西省在漢中召開全省革命故事調講會。路遙那時已大學畢業，正式調進了已經恢復的《延河》編輯部，來漢中組稿，在會上找我。我與路遙已經見過面，有過交往，就很自然地接觸較多。

　　也就是那次，路遙對我說，上次去省城開會，他見我穿著打補丁的褲子，再一看模樣就知道是從農村來的，就有種天然的同情和好感，就本能地想幫一把。他說他家在比陜南農村更貧窮更嚴酷的陜北農村，曾經連我那種帶補丁的褲子也穿不上，餓飯更是常有的事。

　　盡管他沒有講更詳盡的情景，我頓時感到拉近了距離，有了一種天然相通的東西。我對他支持幫助我作品上《延河》有了種透徹的理解。只有經歷過苦難的人才富于同情心。善良和寬厚絕對不是誰想有就能有的，那絕對是一個人血緣環境、生活經歷形成的融進骨髓里的東西。

　　也是那次，他問我對生活有什么打算?那會雖然已經粉碎了“四人幫”，但父母的冤案尚未平反，我還是一個整天用最原始的勞動工具掙工分養家糊口的農民。雖然發表了些作品，小有影響，但還看不出有離開黃土地的希望，而這一切又絕非我個人的力量所能改變。

　　“我們這些人首先要靠自己的奮斗和努力真正干出成績，愿意幫忙的人才好替你說話。現在就要有這種想法和目的，而人是有了目的才會鍥而不舍地奮斗……”這些話無疑給我壯了膽，使我心中那些朦朧的念頭變得明晰。關鍵是這么一個從更艱苦更貧瘠的土地上奮斗出來的農家小伙就活生生地站在面前，這對我的影響可以想見。

　　這次接觸，還算不得深談，但彼此都加深了了解，發現了許多相同相通的東西，關鍵還是我們共同喜愛文學，這就有話可說，而交談中又絕不僅僅是交流了對文學的看法，而是互相了解了對方。至此，我們成了朋友。

　　(本文作者曾任陜西省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