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紋高足玉杯。 資料圖片

　　一位游客在拍攝云紋高足玉杯。 記者 張梅攝

　　正在陳列的云紋高足玉杯。 記者 張梅攝

　　云紋高足玉杯出土方位圖。資料圖片

　　云紋高足玉杯出土方位圖。資料圖片

　　記者 張梅

　　西安博物院收藏著一件知名度非常高的玉器——云紋高足玉杯。從它的名字就能看出一些特點：身材修長，是目前出土的戰國、秦代、漢代時期體量最大的玉杯;身上、足部雕刻著各式云紋，雕琢工藝精湛，紋飾纖細華麗，實屬罕見。

　　戰國末年，七雄爭霸。這件玉杯或許伴隨著它身份顯赫的主人，見證了秦王掃六合，揮劍決浮云的雄姿。波詭云譎，歷史激蕩，或許在某一個硝煙四起的時刻，它滾入泥土，終被歷史掩埋。直到20世紀70年代，玉杯被西安西郊的一位農民在平整土地時發現，才得以重見天日。這么精美的玉杯到底屬于誰?是干什么用的?玉杯之謎一直牽動著人們的好奇心。

　　長久以來，這件玉杯一直被冠以“秦玉杯”的身份，它的出土地也通常被標為“秦阿房宮遺址”。也正因如此，很多人認為它是秦始皇使用過的杯子。

　　然而，這或許只是一場“誤會”。

　　姓名：云紋高足玉杯

　　年齡：2000余歲

　　職稱：國家一級文物

　　戶籍登記時間：1976年

　　出生時間：戰漢時期

　　現住址：西安博物院

　　聯系電話：029-87803591

　　“誤會”緣起

　　云紋高足玉杯是一件知名度非常高的國家一級文物。它以品質較佳的糖色玉制作，形體較大，工藝考究，全身布滿了多種紋樣，是一件十分罕見的玉質容器。長久以來，它被學術界視為秦代典型的代表性玉器。

　　1999年出版的《中國文物定級圖典》這樣介紹這件玉杯：“高足玉杯，秦(代)，高14.5厘米，口徑6.4厘米。1976年陜西西安秦阿房宮遺址出土，現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玉料呈青色，局部有褐色等沁。器作圓形，上寬下小，內空可貯物，器外壁飾柿蒂紋、勾連云紋和弦紋，下有短把和覆斗式矮足。此類玉器通常稱高足杯，流行于秦漢至魏晉，此為迄今所知最早且為秦代出現的唯一一件高足玉杯，在玉杯發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陜西省文物局原副局長、陜西省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我國著名玉器專家劉云輝看來，玉杯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實至名歸，但是，諸多證據證明它并非出自秦阿房宮遺址，也并非秦國玉器。

　　這還得從這件玉杯的來源說起。

　　文物鑒定專家王長啟在他寫的《“文革”前后的西安市文物商店》中有一段關于這件玉杯的記述。1976年9月25日，有位農民拿著一件高足玉杯交到了位于西安市東大街的原市文物商店。當時，在西安市文物商店工作的王長啟負責接待，并付給了這位農民10元錢。交獻者說他是阿房宮公社車張大隊人，也未留下姓名。事后，工作人員曾到車張村想進一步了解玉杯出土的背景和過程，但未能找到那位交獻者。

　　“高足玉杯被認為是阿房宮遺址出土的緣由正是因為這位交獻者自稱是阿房宮公社車張大隊的人，大家認為在該村出土的可能性很大。”劉云輝介紹，20世紀70年代，農民上交的出土文物多為生產勞動或生活取土發現的，將車張村定為阿房宮遺址范圍，是基于這里有不少戰國秦漢時代遺跡遺物，它與秦阿房宮前殿遺址并不是很遠。

　　然而，在后來介紹這件玉杯的書籍中卻出現了另外一個村名，即車劉村秦阿房宮遺址。車張村和車劉村是兩個相距4公里左右的自然村。車劉村在三橋立交東北方向，距離漢長安城未央宮較近，而車張村在三橋立交西南方向。

　　“車張村在傳統認識的秦阿房宮遺址范圍，而車劉村并不在傳統認為的秦阿房宮遺址范圍內。”劉云輝介紹，從1992年至今的許多書籍圖錄都把這件玉杯的出土地點或標注為車張村秦阿房宮遺址，或標注為車劉村秦阿房宮遺址，或者僅標注阿房宮遺址出土。“玉杯這些出土地點都是源自文物收藏單位開始將其判定為阿房宮遺址出土所致。而將兩個自然村混淆不知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他推測說。

　　撥開迷霧

　　20世紀90年代，進入省文物局工作的劉云輝接觸到這件玉杯，并開始仔細研究。基于前人的記錄，他一開始也認為這件玉杯出自阿房宮遺址無疑。

　　隨著研究的深入，劉云輝有了新的發現。

　　首先是玉杯的紋飾。這件玉杯以勾連谷紋和勾連卷云紋為主要裝飾，玉杯外表最上端一圈裝飾中的四瓣柿蒂紋、圓首尖鉤紋、簡化花朵紋和字形簡化絢索紋，以及器腹下端表面的連續桃心形紋(也可稱為柿蒂紋)和器柄上的簡化鳳紋，都是典型的戰國楚式玉雕紋樣。

　　對此，不少學者也持同樣觀點。香港中文大學著名古玉學者楊建芳認為，這件玉杯集如此眾多的楚式玉雕紋樣于一身，可判定其為楚器寶物無疑。

　　那么，一個集諸多典型的楚式紋樣于一體的玉杯，為何會出現在秦阿房宮遺址?帶著這樣的疑問，在國家文物局主編的《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分冊》中，劉云輝又有了新發現。

　　在《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分冊》西安未央區文物分布圖中有一個清楚的標注：“三橋玉杯出土點”。這件玉杯在這張地圖的標注地點，與國家文物部門劃定的阿房宮遺址范圍相去甚遠。

　　那么，為什么出入這么大?劉云輝多方走訪調查，并找到當年制作地圖的工作人員。原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張在明當年負責編撰《陜西省文物地圖》時，為了將特別重要的器物出土地點摸清，特意讓西安市文管會的工作人員再進行認真調查。經過大量細致的調查走訪，工作人員查明這件玉杯并不是從車張村出土的，而是在原三橋鎮以西三橋遺址旁出土的，確切的出土地點已被建筑疊壓，弄不清它的地層關系，但方位是可以肯定的。

　　在考古發現的佐證下，這件玉杯與秦阿房宮遺址的關系也逐漸清晰。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三十五年……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同時，《史記·秦始皇本紀》又明確記載：“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名名之。”《史記》中的阿房宮只是一個都城擴建的總體規劃設計。

　　考古發現與文獻資料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

　　公開資料顯示，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組建成阿房宮考古隊，對整個過去所指的秦阿房宮遺址范圍進行了大規模考古工作，確認阿房宮遺址就只有阿房宮前殿，阿房宮并沒有建成。

　　那么，阿房宮是不是像傳說中那樣，被項羽付之一炬了呢?考古勘測發現，阿房宮前殿并沒有遭到大火焚燒的任何跡象。考古發現表明，《史記·項羽本紀》中所載“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是指秦咸陽渭北的宮室，并不包括阿房宮前殿這個只有基礎的半拉子工程。

　　這些證據從而根本上否定了這件玉杯與阿房宮遺址的關系。

　　“所以即使玉杯像傳說中那樣，出土自車張村，也與阿房宮遺址并沒有任何關系。”劉云輝介紹，由于對這件玉器發現過程的調查并沒有以資料形式公開發表，學術界并不了解玉杯是指哪里的藏品，直到今日在人們的心目中還一直認為這件高足玉杯是阿房宮遺址中出土的，是秦王朝典型的代表性玉器。

　　玉杯之謎

　　既然它和秦阿房宮沒有關系，那么這件玉杯究竟是什么時代制作的?產地在哪里?怎么會出現在西安西郊?

　　劉云輝認為其是戰國晚期楚國玉雕。

　　“戰漢時期發現的高足玉杯數量并不多，屬于考古發掘出土的有6件，經過調查能夠確認出土地點的有3件。將這些玉杯做比較就能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此件玉杯形體較大，與漢代玉杯相對較小的形體有別，加之紋樣工藝不同于秦式玉器，與漢代玉器的紋樣亦不相同。”他表示。

　　“由于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戰爭、饋贈、貿易相當頻繁，如秦人在滅趙的過程中就奪走了原是楚國制作的和氏璧。因此，秦滅楚時奪其玉杯也不無可能。”他推測道。

　　有關玉杯用途的介紹，也有很多版本。

　　在很多資料和展覽中，這件玉杯被介紹為“秦始皇用過的酒杯”。對此，劉云輝認為，形體如此巨大、制作如此精良的玉杯，肯定是諸侯王室的用品。但是，對比戰漢時期的玉杯以及酒杯器形，就會發現它并非酒杯。

　　根據文獻記載，古時把早晚由于溫差凝結在盤中的露水，當成長生不老的神仙水，稱之為甘露。甘露在古人的心目中是一種吉祥的瑞征，也被當成一種延年益壽的“圣藥”，稱之為“天酒”“神漿”。人們認為天降的露水攪拌玉石的碎屑一齊服用，可以止住陰氣，永生陽氣，長生不老。“因此，這件玉杯是盛露杯的可能性比較大。”他說。

　　也有學者從秦國實施的政治經濟政策角度，否定了玉杯是酒杯的說法。秦國從商鞅變法時起，就對酒采取重稅政策，據《商君書·墾令》載：“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把酒的價格比其成本提高了十倍，這就限制了消費，使“大臣不為荒飽”“農不能喜酣奭”，而“農不慢”(《商君書·墾令》)。 一統六國后，秦國仍承襲商鞅的重稅政策，對以剩余糧食釀酒、沽賣取利嚴格限制。因此，這件玉杯是酒杯的可能性不大。

　　這件玉杯還有諸多未解之謎。

　　例如，玉杯以昆侖山盛產的糖色玉制作而成。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玉料是如何流通的?玉杯從紋飾到制作，對后代玉器發展還有何重大影響?反映了什么樣的社會發展面貌?……

　　“否定了這件玉杯是秦代的器物，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絲毫不影響它的價值。這件云紋高足玉杯是迄今發現的時代較早、體量較大，集多種楚式紋樣于一身，形制規整、工藝精湛的玉杯，鮮有其他玉杯能與之相媲美。而要徹底解開它的謎底，還需要新的考古發現來支撐。”劉云輝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