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有了手抄本，便與同學“換抄”，不到半年，我抄完了《葉飛三下南京》《13號兇宅》等十幾本。至今清晰記得，有一次把自己抄的《地下堡壘覆滅》借出“換抄”，還回來卻是另一種抄本，許多細節也與自己的抄本不同，又讀出不同的感受。

　　□周鐵鈞

　　清理書架，翻出一本牛皮紙封面的手抄本小說《梅花檔案》。上面寫著：抄于1974年5月6日—19日。再看內文密密麻麻的鋼筆字，即刻想起40多年前的文革歲月。

　　1974年我讀中學，有一次，和同學借得一冊手抄本《一雙繡花鞋》，剛看幾頁，就被故事中陰森的老宅、幽謐的石階、神秘的繡花鞋深深吸引，那晚一夜沒睡，連看三遍，因借時有約：第二天上學必須歸還。后來幾天，滿腦子都是《一雙繡花鞋》撼人心魄的情節：偵察員沈蘭打入特務頭子林南軒家;獲取破壞山城的機密計劃;搜尋放置炸藥的圖紙……想到故事的緊要關頭，恨不能馬上把書拿來再看一回。

　　沒幾天，又從同學手里借到手抄本《陰陽銅尺》，故事更加離奇、精彩，而且同學要去鄉下串親戚，二十幾天才回來。時間如此寬松，我何不也抄下來!于是買來白紙裁訂成本，準備抄寫。

　　但去哪里抄成了問題，父母絕不允許在家抄這種“禁書”，當時，傳看手抄本輕則要受批評教育，重則要挨批斗、勞動教養，我親眼見有個同學看手抄本，被老師發現當場奪去撕得粉碎。

　　找來找去，發現圖書館閱覽室是個好地方。那時的圖書館，供閱覽的僅有《人民日報》《紅旗》等幾份報刊和領袖選集、語錄，很少有人光顧。我把手抄本拆開，帶到閱覽室十幾頁，坐在角落的桌前，把拆頁壓在一張《人民日報》下面，白紙本第一頁抄幾行“報紙”，翻過一頁寫“手抄本”，發現有人注意，立即全移至“報紙”，這樣抄了兩周，一本86頁的“大工程”終于告罄。

　　自己有了手抄本，便與同學“換抄”，不到半年，我抄完了《葉飛三下南京》《13號兇宅》等十幾本。至今清晰記得，有一次把自己抄的《地下堡壘覆滅》借出“換抄”，還回來卻是另一種抄本，許多細節也與自己的抄本不同，又讀出不同的感受。

　　進入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化迎來百花齊放的春天，各種手抄本陸續正式出版，我相繼在書店買到曾抄過的《遠東之花》《一縷金黃色的頭發》《一百個美女雕像》等，讀過發覺，情節、內容遠比手抄本連貫、豐滿，才知手抄本在傳抄中，有人丟節刪章，弄得殘缺不全。比如《第二次握手》，手抄本不到10萬字，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原著是25萬字。

　　流年如梭。想當年那種刻苦、執著的抄寫，雖然冒有風險，但給了我莫大的樂趣，也締結了我一生書緣，奠基出較為扎實的學風，也算得上“受益匪淺”。

　　《各界導報》2020年04月13日 第4592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