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飛

　　彰化縣位于臺灣省中部，風景秀麗，歷史文化遺存豐富，與陜西有著頗深的歷史淵源。清初，陜西籍將軍馬信率領家鄉子弟追隨鄭成功收復臺灣，后來馬信及部屬在彰化一帶屯墾，建立起“陜西村”。

　　其實，彰化與陜西的淵源不止于“陜西村”。在彰化歷史上，曾有過三位陜西籍的知縣，臨潼的張世珍就是其中一位。張世珍的事跡在道光年間修訂的《彰化縣志》中有較為翔實的記載，遺憾的是在張世珍的家鄉，編撰于乾隆年間的《臨潼縣志》僅有“張世珍，西北里人。彰化知縣，升邵武府同知”的簡單記述，1991年出版的《臨潼縣志》《西安市志》均未記述，以至于在張世珍的家鄉其事跡已湮沒無聞。閻良原屬臨潼，與張世珍的家鄉地緣相近、人文相親，多年來筆者一直留意張世珍史料的收集，茲根據臺灣、福建等有關文獻資料，撰成此文，以補方志之缺。

　　張世珍，字登席，生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卒年不詳，西安府臨潼縣陂陽鄉西北里人。查康熙年間《臨潼縣志》可知，西北里在臨潼縣北五十里，當時下轄夏柳、大留、小留、鮮里幾個主要村落。據調查，夏柳即今臨潼區雨金街道夏柳村，大留即新市街道大劉村(民國時期，該村城門門額上鐫刻有“大留堡”三字)，小留、鮮里均已不知所指。由此可以大致判定，張世珍是今西安市臨潼區雨金街道西北和新市街道一帶人。

　　乾隆六年(1741年)，張世珍鄉試中舉，次年中進士，為殿試三甲八十一名。乾隆十七年(1752年)，任福州府屏南縣知縣。1757年，張世珍改雙溪講堂為雙溪書院，勸捐置學田44.5畝，并勒石記其事。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閩督以其為人樸實，辦事認真，才具明敏，于三月二十日調補彰化知縣。

　　張世珍在彰化任上，為政多乖。他十分重視教育事業，推廣儒家文化，“建學立師，以彰雅化”。當時彰化孔廟傾頹，在張世珍倡議下，進行了大規模重修，以磚砌甬道，移禮門、義路于大成門左右，并在門外設置泮池與照墻，于泮池題石曰：“芹泉”，取“泮水采芹”之意。明倫堂依原址一并重修，地基增高二尺，規模宏敞。明倫堂之后新建訓導署，訓導署左方建教諭署，孔廟的規模俱全，是當時臺灣學宮體制最完整的學府。此次重修工程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興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五月完工。

　　彰化縣南門內舊有關帝廟，原系雍正十三年(1735年)，彰化知縣秦士望借關帝的民間信仰調處化解開墾時期土客關系捐俸創建。1759年，張世珍有感關帝廟年久失修，在重修學宮的同時，募集民間資金重修關帝廟，于次年完工，張世珍率領地方官紳舉行了隆重的告竣儀式。此外，張世珍還募集資金，重修了白沙書院。

　　自清康熙、雍正時期，大陸大量移民遷居臺灣，在開墾種植中與原住民關系緊張，矛盾沖突不斷。張世珍為令彰化，于乾隆二十六年(1561年)正月，勘定地界，由石岡仔至大甲溪一帶開挖土牛溝，禁止漢人越界開墾。所謂“土牛溝”，是指人工開挖的溝渠地界。由于挖出來的溝泥堆成土堆，其狀如臥牛，故被稱為“土牛”，溝渠也被稱為“土牛溝”。此舉有效緩和了雙方矛盾。其樹立的“奉憲勘定地界碑”至今仍存，是臺灣地區保存最為完好的“土牛碑”，也成為那段歷史的有力見證。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六月十七日，張世珍卸任彰化知事，調回內地候升。同年十二月，吏部擬提升張世珍補興化府通判或邵武府同知，不巧其父亡故，張回臨潼丁憂。守制服滿后，于乾隆二十九年(1664年)十二月初三日到閩候補，委署福建羅源縣印務。乾隆三十年(1665年)，吏部以張世珍“年力強壯，政務熟諳”，于同年三月補授光澤縣知縣。

　　張世珍任彰化知縣期間，先后撰寫了《重修觀音亭碑記》《重修邑學記》《重修關帝廟記》《溫陵元清觀碑記》《太極亭記》《重修文武兩祠碑記》《重修文祠碑記》《文開書院公業條款碑記》《嚴禁占墾官山義冢碑記》《嚴禁抬棄病患暨強橫投棲善養所碑記》《奉憲勘定地界碑》等十余篇碑記，這些存世文獻成為研究臺灣歷史的珍貴史料。

　　彰化的“陜西村”、宦臺陜西籍人物資料和臺灣的十余萬陜西籍后裔是兩岸同文同祖、同根同源，同屬一個中國的有力見證。文獻研究交流是兩岸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筆者認為，張世珍等一批重要的陜西籍旅臺名宦的事跡應當引起方志、文史工作者重視，加強這方面史料的挖掘研究，以期在兩岸的文化交流中發揮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