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海民

　　站在黃河老渡口大慶關河灘上，七月的陽光把河水曬得發燙。

　　此刻，身后的關中平原，熱浪正裹挾著黃土的氣息席卷而來。我循著一本泛黃的拍攝日志，踏上尋找陜西軍人抗戰足跡的行程。“那時候的河水比現在急多了。”一個抽旱煙的老漢不知何時站在我身后。他眼里閃著奇異的光亮：“我爺爺當時看見過，那天早上當官的喊‘過河’，沒人應聲。后來孫軍長和衛兵來了，就說了三個字——‘跟我走’，船就一艘一艘地向對岸劃去。”

　　那是2005年拍攝一部叫《浴血中條山》紀錄片時的日記，20年過去，紙已卷邊、泛黃，仿佛輕輕一碰就會碎裂。但那些用藍黑墨水記錄下的文字，卻像一把鑰匙，重新打開了一扇通往血與火年代的大門。

　　河對岸就是山西，連綿起伏的中條山隱約在眼際。87年前的那個夏秋之際，平均年齡不過二十出頭的三秦子弟兵，就是從這里渡過黃河。我想象著那個霧氣彌漫的清晨，他們穿著單薄的灰布軍裝，踩著黃河灘泥走向渡船。有年輕的軍人回頭望了一眼家鄉方向，那里有他執手相別的剛剛過門的媳婦，還有年邁的父母，更有母親連夜趕制的布鞋——鞋底還沾著村路上的黃土。

　　如今，山還在，河也在，他們的身影卻早已融入山河之間。

　　那是一次沉重的行走。

　　一入平陸，黃土溝壑就像老人臉上的皺紋般縱橫交錯。沿著日志記錄的路線，首先來到平陸八政村。七月的陽光烤得人喘不過氣，土墻下的影子像倒伏的旗幟。一位七十多歲的老漢帶我們去尋找趙壽山將軍住過的老屋——已經塌陷的土窯洞。陽光透過木格窗欞灑在土炕上，老漢指著炕頭說：“將軍就坐在這兒，吃了我娘蒸的窩頭，還幫著掃院子。”一時間，我仿佛看見當年那身穿灰布軍裝的將軍，彎腰在院里用笤帚掃地，身邊是一群笑著唱歌的士兵。歡歌笑語的士兵呀，有多少人最終沒有回來，而那午后的陽光、院子、山西的老鄉，還記得他們。

　　在當地有關人士陪同下，我們找到洪池鄉西鄭村的玉米地邊，辨認著一塊風雨剝蝕的砂石碑——人們都稱之為“后死碑”。“陸軍第177師1059團第3營陣亡烈士紀念碑”，這是碑上的字跡，正面“為國捐軀”四個大字仍舊清晰，碑體殘破，碑陰密密麻麻刻著名字，有些已經模糊得看不清楚。我想起有老兵曾經告訴我，那些過河的士兵，每人的筷子上都刻著“舉箸不忘國恥，每飯必念民艱”的話。這不是豪言壯語，而是一種刻在日常的莊嚴。

　　芮城馬家崖，是最讓我震撼的地方。

　　站在崖頂，黃河在遠處泛著銅光。當地人說，那年戰斗最慘烈的時候，有百余陜西兵在這里彈盡糧絕，集體跳崖殉國。崖壁上仍有幾處焦黑的灼痕，是當年手榴彈爆炸的痕跡。我用手摸過一塊泛紅的巖石，冰冷粗糲——它是否沾過某位戰士的鮮血?離開芮城時天正下雨，雨絲將山川染成了灰色。中條山仿佛披著一層輕紗，靜默無語。車沿著盤山公路緩緩前行，我在心中默默數著那些路過的村莊，想象那些穿著草鞋、扛著步槍的年輕士兵曾經也走過這條路，帶著不知歸期的信念，走向子彈與血火構筑的戰場。

　　然后，遇見高平“十七師抗日陣亡烈士紀念碑”。

　　60多年過去，它依然矗立在晉東南的一道山谷里。字跡清晰、基座堅固，立于溝道，背靠青山，四周是田，是橋，是一條正在修葺的小路。我們到的時候，正趕上夕陽將落，余暉從西邊的山原滑下來，照在碑頂，溫暖而沉靜，就像那碑文上寫的：“死重于岱岳矣。”

　　這塊碑，是為1938年在晉東南一帶犧牲的第17師將士而立。立碑的就是師長趙壽山。碑還在，山還在，人已不在。可只要我們還記得，就還有人在山河之間活著。他們是沒有名字的，只有這一塊碑;他們沒有歸來的，也只有碑上的悼詞。

　　那天是2005年7月30日的傍晚，山色漸暗，我們靜靜佇立、默默無語。

　　那一早，我們是從侯馬出發，一路過曲沃、翼城、沁水、陽城，坐一輛面包車，顛簸在煤礦招牌和運煤車之間。山西的山不高，卻浩蕩，綠色層層疊疊，像是被雨水催得瘋長的玉米林。有時候我們停下來喘口氣，有時候車里安靜得只剩發動機的響聲。腿伸不開、頭靠不住，后排尤其難熬。但沒有人抱怨。

　　娘子關的城墻在七月驕陽下泛著青灰色的光，我沿著古道拾級而上，石階被歲月磨得發亮。關下是107國道，全是拉煤出省的車，排成長隊，路面坑洼，街道和村莊是黑色的，環境十分惡劣。這么一個聞名的關隘，竟是這樣的現狀。關上還住有人家，十戶九姓楊，看樣子生活也平常。

　　爬上敵樓時，天色突然變得陰沉，一陣悶雷滾過，雨點如石砸在城墻上。我們躲在敵樓里，看到濕潤的磚縫中到處都是斑斑彈痕。一個村里的老人說，那時守關的陜軍不多，每一個士兵都咬緊牙關，不肯退。有人炸掉橋梁，有人堵住隘口，有人趁夜從山道翻上敵后。他講得動情，我聽得心顫。他說：“我們現在的日子是吃白面、喝白酒，可當年那些娃兒是吃黃米飯、喝雨水。他們不肯退，我們更不能忘。”雷聲轟鳴，仿佛又聽見了雪花山陣地上陜西子弟兵用石頭砸向敵人的怒吼。雨幕中的古道蜿蜒如蛇，當年那些穿著草鞋的年輕身影，就是沿著這條路走向戰場，卻少有人還。

　　最后我們來到保定。

　　盧溝橋事變后10日，一支精心準備的陜西軍隊，邁著匆匆而又堅定的步伐，在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第17師師長趙壽山帶領下，從三原出發，奔赴抗日最前線——河北保定。士兵們一個一個面情嚴峻，氣壯山河，這些平均年齡才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將用自己青春和熱血，捍衛祖國莊嚴神圣的領土。古老的關中平原，見證了自己的兒女的滿腔豪情。他們徒步到了渭南，然后換乘火車東出潼關，揮師北上。悶罐子列車上，他們看著擦窗而過的錦繡河山，心潮涌動、情緒激昂。

　　循著他們的足跡，我們來到平漢(今京廣)鐵路漕河車站，只為拍一組周恩來副主席當年在這里會見并送別17師官兵的場景。車站寂靜，鐵軌銹蝕。我站在站臺上，想起剛走完長征后才刮凈胡須的周副主席一句擲地有聲的話：“華北之大，已無一張安靜的書桌。”

　　那是一代知識分子的血性之音。而今站臺空曠，唯有一列貨車緩緩駛過，汽笛一聲，驚起一群麻雀。

　　再回首，大慶關，太陽剛落，黃河水泛著血紅色的光。河岸空無一人，只有河風吹動岸邊草葉。夜幕降臨，河面上泛起粼粼月光。遠處傳來隱約的秦腔聲，像是易俗社當年排演的《血戰永濟》。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記憶就像黃河水，永遠奔流不息。而那些渡河而去的年輕生命，已經化作青山，永遠守護著他們用熱血澆灌的土地。

　　他們走了很遠，卻離我們很近。